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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黃光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助理教授
社會學家雷∙歐登伯格(Ray Oldenburg)在《最好的場所(The Great Good Place)》一書中曾提出第三場所(Third Place)的概念,強調在住家與工作場所之外,現代城市裡最重要的生活空間其實是各種非正式的聚集場所;從咖啡廳、書店、飯館到酒吧、健身房、市場,我們所生活的台北市雖然並不乏小額消費即能聚會社交的空間,但若用嚴格的第三場所概念去檢視時,這些供市民們自由集聚的場所並非都是歐登伯格眼中「最好的場所」。

Pic-1-620 社會學家雷‧歐登博格(Ray Oldenburg)關於第三場所(Third Place)的兩本重要著作《最好的場所 The Great Good Place》與《擁抱第三場所 celebrating the Third Place》
首先,所謂好的第三場所應該是一個所有參與者都可以不受身份拘束、自由平等對話的社交性空間,換言之,聚會可以沒有目的、不需扮演任何角色,所有人都處於一個中立而平等的社交基礎(neutral ground)之上。其次,高度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與娛樂性(playfulness)是吸引人們集聚的最主要原因,因此隨意、自由與開放不僅是第三場所的必要條件,更是其區別於住家與工作場所的關鍵要素。最後,大多數的第三場所並不是中產階級特別喜好的那種乾淨、現代的商業空間,相反地,適度的雜亂反而能提供一種像家一樣的舒適感(a home away from home)。

Pic-2620 艾倫‧雅各(Allan Jacobs)於《城市大街(great Streets)》一書中所分析的威尼斯(左)與巴西利亞(右)城市街道密度

事實上,歐登伯格之所以對第三場所做出以上的定義性描述,其實是為了指出「生活空間過度私有化與商業化」的問題。正如所有台北人都可以明顯感覺到,整個城市的便利超商在過去五年內不僅營業空間從過去平均約二十五坪大幅擴張至平均約四十餘坪,許多人更開始將其當作為約朋友短聚的場所,進而使便利超商內為數不多的座位越來越搶手,有時甚至一位難求。的確,大多數人都樂於見到自家附近有全年無休、窗明几淨的便利超商,許多研究也指出便利超商對於社區生活的方便性與安全性具有實質貢獻,但規劃制式而毫無特色的空間、不適久坐的桌椅設計以及使用缺乏彈性等問題都提醒了我們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為了追求便利與效率,我們不僅越來越願意屈就於品質低落的社交空間,隨著越來越多的街角為便利超商所佔據,我們的城市在不知不覺當中已變得缺乏自明性與多樣性。

就像《城市大街 (Great Streets)》的作者艾倫∙雅各(Allan Jacobs)曾以一英哩平方為範圍比較不同城市的十字路口數,他發現路口數越多的城市雖然視覺上越混亂,但卻越適合步行,也越能鼓勵市民聚集並吸引遊客。例如著名的旅遊城市威尼斯每一平方英哩有多達一千七百多個十字路口,而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卻只有十五個,路口數目越多街角數目就越多,街角數目越多城市景觀的視覺焦點就越多,人與人在街道上相遇並交談的機會也就越多。換言之,當密集分布的便利超商成為台北市的城市特色時,雖然每間超商都有提供座位,都是一個可以讓市民休憩短聚的場所,但其除了完全的可及性之外,實在不具有歐登伯格所謂第三場所的任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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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
雜亂與規劃制式之間的強烈對比

反之,近年來數量快速增加的各種老舊建築再利用則是最極端的對比,例如較早期的紫藤廬與光點台北,或是較近期由台北市都市更新處所推動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畫等,這些散布於大街小巷新開放的城市生活據點雖然在數量與區位上並不見得有很高的可及性,但其建築物之歷史特色、空間改造的靈活性,以及多樣化的活動規劃,都讓這個城市多了許多能引發市民對話並聚集人氣的第三場所。然而,隨著投入老舊建築活化與再利用的民間經營者日眾,政府該如何扮演正向鼓勵的角色正逐漸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就像便利超商近年來透過經營策略調整成功地改變消費者的行為模式,筆者認為既然民眾的確對於能自由集聚場所的需求有日益高升的趨勢,政府更應積極扮演橫向串連的角色,或在台北村落之聲的平台基礎上,或而另成立具溝通協調功能的會員性組織,讓政府與參與老舊建築再利用的民間經營者從房東與房客、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逐漸轉換成利害與共的夥伴關係,以共同創造更多能開放為台北市市民共享的第三場所,並進而重塑城市形象與自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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